【論戲】《非常盜》與中國俠義精神的關係

       引言

            《非常盜》 (Now You See Me)是一部以魔術為題材的犯罪懸疑電影，電影圍繞主角「四騎士」 (Four Horsemen)以魔術行善的事跡開展。但西方的電影何解能與中國的俠義精神暗合？劉若愚《中國之俠》正能回應此疑問，他從廣義層面分析俠客即使不習武，但只要行包含俠義之風的事，便可稱上俠。因此，「四騎士」所行正能稱上俠。本文將從準則、心理和哲學三方面分析該原因。

一、 符合俠客準則

先述俠的兩個必要準則，重義和輕生。施瑛認為俠的前提是心存正義並能不顧犧牲，捨己救人。 可見正義正是俠出現的充分和必要條件之一。「四騎士」中的讀心者梅利·麥金尼 (Merritt Mckinney)是以讀心術勒索犯錯之人維生，他勒索一名出軌的男人。在賺錢後本可不顧而去，但他根據正義選擇以催眠術阻止男子日後再出軌，及後更願意無條件加入「四騎士」，劫富濟貧，維持正義。「四騎士」並沒有從中獲得金錢利益，但仍無私地按照正義行有俠義之事。

再述輕生的定義，司馬遷於〈游俠列傳〉為俠義之風定下準則是「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這和施瑛的理念相互印證。他指出游俠往往因以身犯禁去對抗當權者而危及自身性命，「四騎士」的行為正是為了人民而與死神搏鬥。 電影中聯邦調查局一直追捕他們，面臨多次生命危險的情況下，「四騎士」仍堅守初心，捨生取義。他們視道義為最重要的準則，把自身安全放在次位，做到普通人難以完成的義大於命，完全符合俠的兩大準則，因此「四騎士」能稱上俠客。

二、 滿足心理需求

「四騎士」通過俠義精神進行自我實現，滿足心理需求。亞伯拉罕·馬斯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 ( 1908－1970) 的「需求層次理論」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指出只要前四項需求能被滿足，最後的「自我實現需求」 (Need for Self-Actualization)便因而產生，此為人類與生俱來的最頂層需求。這階段人們認為道德大於一切，從真善美的至高境界獲得滿足感。在第一項「生理需要」 (Physiological Needs)無須考慮的情況下， 「四騎士」以魔術行善，從中滿足第二項「社交需要」 （Love and Belonging Needs）和第三項「尊嚴需要」 （Esteem Needs），如在準備魔術公演的過程中培育友情及透過公演獲得民眾的認同使社會地位提升。  雖則他們被聯邦調查局追捕而無法滿足第四項「安全需要」 (Safety Needs)。 但因俠義精神的介入，正義為首要條件，生命安全為次要，因此在安全無法被確保的情況下，他們仍能衍生最後的「自我實現需求」，從行善中滿足心理上最高級的道德需求，成為俠客。

三、 惡生善的哲學

俠義精神的出現原因皆為惡，俠客能制裁部分社會不公。善惡本相對，社會上的不公代表惡，由代表正義的俠伸張正義。《老子》認為「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正巧與「四騎士」出現的原因不謀而合。電影中裹亞瑟·崔斯勒 (Arthur Tressler)透過他的崔斯勒保險公司，運用法律漏洞，使投保人在經濟風暴中不獲賠償，從中謀利。 「四騎士」不理聯邦調查局的追捕，巧妙運用魔術公演助人民平反及追討損失，劫富濟貧。他們從社會不公之惡行體現俠之善行。可見惡行是俠出現的必要條件，與《老子》推崇的「正反共存與相依」不謀而合。 善惡為雙生，兩者互相依存。現代社會中本應由法律制裁惡行，但為維持律法的公平性以保障大部分人的利益。其中定必存有灰色地帶，難免使部分市民受害。當惡行存在於法律的灰色地帶時，俠之善行便因此滋生，以個人方式維持大眾公義。善惡唇齒相依，若失去惡，善亦隨之消失。因為沒有進行比較的相對面，自然沒有區分善惡的判斷條件。可見俠的出現是由於社會存有不公，滋生問題，促使俠客解決問題。

結語

《非常盜》是一部內含俠義精神的電影，「四騎士」雖不習武但仍以魔術成俠。皆因他們達到捨生取義的原則，以俠義精神能滿足自身最頂級的心理需求，而善惡的相依更促使俠客的出現以修補法律上的漏洞。電影中雖無直接提及俠義精神，但它仍貫穿於結構和劇情間，透露出濃厚的俠義之風。